这十一个人上过山，下过乡，留过洋（大部分），创过业，大风大浪见过，老油条一个个成了精一般，江湖气特重。什么世面都见过，一人一个主意，一人一个想法，说是访谈精彩应该不为过；而且都是在文化口上混的人，也该是文化结构多元化的主儿。看完没失望，特别喜欢几个人：阿城，陈平原，栗宪庭，田壮壮。陈丹青次之，原来看退步集觉得他特棒，这次重看一遍，觉得有点过。他总是强调“接不上”，其实大环境允许了，真想接还是接得上的，当然“取法于上，得乎于中”，先说要砸烂门板，然后换块玻璃，这个策略也是对的。

说说不喜欢的两个人：

一是甘阳，这个人“没有智的直觉”。他有“学术的直觉”，在八十年代初引入海德格尔，八九年引入伯林的消极自由，新世纪从师于施特劳斯的再传弟子，引入了政治哲学。在每一个转折的口上，总能先别人一步察觉到前方道路有危险，然后适时引入西方的思想而独领风骚。

拉大旗，扯虎皮，只能说大旗和虎皮不错，如果真觉得自己特牛逼，就有点错位了，毕竟不是原创性的思想。而且还有个几分开的问题：后现代化的问题和现代化的问题，你如果要说三七开，或者四六开，这是说得通的，但是如果你要是反过来说，这又是一个错位了。如果看不到后现代化带来的困境，等我们发达了再考虑就晚了，从这个角度讲，现在提出后现代化的困境有它的前瞻性。但是过分提出了，就觉得跟我们不是一回事儿，我们还闹饥荒呢，就跟我们大讲营养过剩的危害性，有点“隔”。

二是李陀，这个人有“文人的失重感”。这很正常，毕竟八十年代真得很特殊：一方面文人没有机会实际参政，二方面站在广场上振臂一呼，几万双眼睛就盯过来了，特有历史感和责任感。所以当九十年代没有清谈的土壤后，就会觉得特失重。

但是他失重后，反思的结果却把“情理”和“现代化”粗粝的二元对立起来。孔夫子是个很有趣的老头儿，宰问他可不可以不用守孝三年，老夫子问，你心安不安？宰回答，我安。老夫子说，你安就行。你安了，我就不跟你多说了。咱们不是一路人，你走你的独木桥，我走我的阳关道。中国的传统儒学就是这么简单，情在理先，情理合一，讲究仁，诚，天命不已。但是如果硬要把“情理”和“现代化”对立起来，实在说不过去，台湾，香港这个东西处理得很好，“新儒家”不就是搞的这东西嘛：把“情理”和“现代化”统一起来，所以李陀那个憧憬“情”而质疑“现代化”的说法，是不通的。

这就是烙印，无论我们怎样想让自己多元化一些，我们或多或少会带有儿时的灌输，这已经进入我们的灵魂。但是还好，大家都在打破桎梏，大家都想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问题，所以社会在进步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