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华民族是一个早慧的民族。

基督教文明讲罪感文化，神灵始终在彼岸，人却在此岸受着原罪的煎熬。人在原罪的强大束缚下只有一条路：通过此岸对于彼岸的膜拜而得到身体和心灵的纯化，这个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赎罪之路。正因为人负有原罪的重荷，即使智者也只能哀叹道：人啊，太人性了。这样的沉重的人是没有神性的。此岸和彼岸在现世中是不可穿越的。这和“人皆可以为尧舜”有云泥之别。

西方从古希腊时期一直走了1700年，都深陷在理论理性的深谭里。他们从爱智慧发展到探求感性、知性和理性的堂奥，运用概念、判断和推理来寻找本体和宇宙的奥妙。直到一个矮个子的德国人站出来说道：除了理论理性外还有实践理性，人的理性是不能思考意志自律，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的，人只能通过实践理性才可能出神入化。人可以无限接近神灵，但永远也不可以到达神灵的状态，这个中间的空缺恰好就是自由本身。从那以后，才有了“一心开二门”的新天地，从此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并肩齐步的向前走去。这样真俗二谛都得以确保，分别开出了丰饶的花朵。这个系统好像平地起高楼，层层垒叠，条缕清晰。

中国的早慧体现在我们的2000年前，就有了实践的智慧学。不论是儒家的仁、诚、天命不已，还是老庄的师法自然，还是佛家的真俗二谛，都是讲究“人皆可以成尧舜”，“无待”，“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”。俗谛是一个浅尝辄止的部分，它可以提，但并不漂亮；真正漂亮的只有在真谛里才可以获取。我们的系统是云层上一个恢宏的建筑，猛地拔出九霄云天，但是下面云雾缭绕，总看不真切。

不平衡的建筑是要出问题的，没有理论理性的坚实的支持和重力的束缚，实践理性会凌波微步，达到“道德泛化”的境地：八荣八耻是一个现成的例子。

因为莎士比亚的土壤在，所以才会产生BEATLES。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孔老夫子已经死了。所以传承和吸纳一个都不能少。